山河诗长安 古韵遗雅言
2024年2月10日14:17
昨晚看春晚，看到《山河诗长安》节目，将传统文化虚实结合，诗乐相和，山河璀璨，令人震撼，其中千人齐诵用陕西话演绎的《将进酒》当之无愧为春晚节目最佳。
尽管我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而我的陕西话一直说的不好，只有在与大家打成一片，故意搞笑或者发表感慨时，才会说那么两句。若说，陕普是醋溜的普通话，那我的普陕，就是醋溜的陕西话。由于是老国企的子弟，幼儿园至初中都上的是老国企的子校，从同学到老师，没有人说陕西话，父母在家也讲普通话，从小觉得讲陕西话“Jia Wa”得很，直至上了社会的高中，发现从老师到同学全讲陕西话，自己不讲，没法融入，感觉变成鸹貔了。
实际上，西安是近代以来移民严重的城市。不讲或者讲不好陕西话的，大有人在。
西安在元明时期都比较大，元朝的奉元路和明朝的西安府都包括了渭南地区。元明时期的陕西也很大，基本都包括了今天的宁夏和甘肃黄河以东。明朝倚重陕西和西安，多个边镇在陕，秦商就凭借区位优势和区划优势，依靠边贸做大。
秦商，在明朝时曾是第一大商帮，是中国第一个远程贸易商业集团。秦商自成一派的时期大概是在明代中期，得益于两项中央政策——食盐开中和茶马交易。明朝时，每年从兰州、西宁两个贸易口岸运回高达2000-3000万两白银，几乎匹敌整个明朝的财政税收。
陕西的关中，作为西北和东南两大地区的交通要塞，自然成为秦商的核心。当时，陕西商业最繁华的地方，就在泾阳和三原两县。明朝时，晋商是跟着秦商的小兄弟。秦商与晋商合称西商。扬州盐商就以西商为主。
尽管到了清朝西北形势逆转后，从明朝做大陕西和做大西安的战略，变成了清朝分割陕西，分割西安，不停作减法，经略西北的中心也向兰州转移的战略。陕西主要被分割出去“陇”，关陇同省，变成了甘陇同省；西安府主要被分出去同州府。秦商与清廷的关系是相当的差，而曾经的小弟晋商到了清朝，却反而与清廷关系非常好，很多清廷的军事订单都被晋商拿下。晋商超越了秦商，但西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抱团发展。很多清朝的西商会馆，仍叫山陕会馆。秦商虽然不复明朝之盛，但依然位列十大商帮。
如果历史就这样演进下去，西安大概就会是一座本土精英经营传承了数百年的大城市。街头巷尾，西安话，也就是关中平原的方言就会是主流。
晚清时期，西安城以及关中地区，经历的是一波波毁灭，一波波重建。每一次，都给西安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人口真空，然后一波波移民填充这座城市，填充关中。
第一次，是同治年间的陕甘回乱。回族叛军屠杀汉村，汉族团练屠杀回村。现在西安周边一些村子，不是传承几百年的自然村，而是一些回村汉村消失后，慢慢重新形成的，历史只有一百多年。这场起自关中，席卷陕甘的回乱，直接造成两千多万人口损失，陕甘人口剩下一半都不到。仅西安府的人口损失，就超过了三分之二，从1861年的336.7万人，锐减为1880年的103.9万人
第二次，是清朝灭亡时的辛亥革命，这次死的是西安旗人。西安满城约战西安城一半面积，西安起义时，起义军对满城进行屠城，不分老幼通杀。北洋政府执政后，拆除了满城，将这片人口消失的区域起名为新城，就是今天新城区的名字源头。
第三次，是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时，抵御代表北洋的镇嵩军。镇嵩军当时围城8个月，烧了西安城外两季粮食。西安城内当年就饿死了五六万人。当时全城一共才十来万人。紧接着就是1927~1931年，连年的关中大饥荒。关中近千万人受灾，250万人死亡，加上逃荒与被卖妇女，整个陕西人口损失达300余万。
1929年，西安城内人口仅剩十万人。可两千多年前的汉朝时，长安城就近30万人，加上周边陵邑，长安县范围内的城市人口足有五六十万人。一千多年前的唐朝时，长安城就有100万人。到了一百年前，近代人口三连挫后，反而只有10万人。
秦商在同治回乱时，已经是遭受毁灭性打击了。清廷平定回乱时，又在陕强征税赋，双重打击之下，秦商可谓是消亡殆尽。这些是传承数代的本土精英。文脉骤断，从此，西安就成了一座只剩下小农的城市。
1932年中华民国国库拨款建设西安，蒋介石为了应对抗战将四川和陕西建设为大后方，打击关中和四川的军阀，同时为将中东部工业战时内迁做好准备，并加速陇海线向陕西的建设。1938年，日军在占领徐州后沿陇海线西进，准备夺取郑州，进攻武汉。为了阻止日军前进，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东北花园口黄河大堤，花园口决堤虽打破了日军的作战计划，为保卫武汉争取了时间。但同时也淹没了河南、皖北、苏北40余县的大片土地，80余万人惨遭溺死，千百万人流离失所。
从西京建设启动的1932到1942年设立西安市政，这十年间，是战时工业内迁建设，日本占领河南，灾民、移民人口涌入，人口大省河南进来的人最多。
建国后，一五建设时期，西安市分到了苏联援建的一百多个重点项目中的十几个，超过十分之一，是全国最多的城市，甚至超过了很多省份。西郊电工城，东郊纺织城，都是那个时期布局的。像纺织工业，在建国前后有上海援建。所以纺织城子弟中有些是上海祖籍。像电工城的西电，不少老技术工人当时是从东北老工业基地迁过来的，说东北口音的就不少。
到了六十年代，三线建设又给陕西和西安进行了一些布局。其中布局到山区的一些工业，后来三线战略结束后，又从山区转移到省会。
移民流入，第一波清末民初，主要是周边省份填补关中的农业人口真空，涌入的是逃荒的农民；第二波民国时期，则是逃荒的农民和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工人的涌入；建国后的第三波的一五建设期间，带来的则是高端的技术工人移民。第四波仍然是布局高精尖工业，不乏北京与上海的一些技术工人与大学生的涌入。
1931年，西安城只有11万人口；1949年，经过民国的西京建设与战时建设，西安市已经超过60万人，挤进全国前20名；1949年，经过民国的西京建设与战时建设，西安市已经超过60万人，挤进全国前20名；1960年，不含今天其他郊县，只含长安县的西安人口是刚好200万左右；现在，2024年，西安常住人口1300万。我们这些在西安“土生土长”的，也大多都是移民的后代，移二、三、四代。
上高中那会，尽管同学们大多说陕西话，但是有一条鄙视链，那就是女生不能说陕西话，“后面看，想犯罪；一张嘴，想撤退”。有一次高中体育课上，大约是老师要求做什么，因为离得远，有个男生声嘶力竭的叫某个女生，女生听见后大声回答“Zou Sa”，我们一群男生轰然而笑。我媳妇是“地道”的西安人，上小学时，不会讲普通话，时长感到自卑。我们男生之所以讲陕西话，一则是确实家庭环境使然，另一则要显得成熟在那个时代就要看上去很社会，那时道北的，“Han Ren”，“老皮”等都赫赫有名。对，道北的，还得飚一口河南话才地道。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安的本地文化其实是相当弱势的。因为没有什么私营经济，真正的本地人其实是又没钱平均受教育程度又低。在这样的环境里，你说普通话，别人就会隐含认为你是某单位的子弟，家庭条件好，受教育程度高，高端大气上档次。你说西安话，那么要么是城中村或者郊县的，要么是城里开小饭馆的。这和上海，广州，成都，武汉那些本地私营经济发达的城市非常不一样。在那些城市，本地人一样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所以说当地方言没人会歧视你。但是在西安，因为几十年来本地人的生活状态就是一大悲剧，所以说西安话往往会被歧视。
关于纠结与鄙视，其本质是西安的两个主体人群，小农人口与产业工人移民，在时代大潮中沉浮的故事。建国后，移民普遍是产业工人和事业编制，所以城市的非农人口中，移民占较大的比重。而本地逐渐恢复元气的小农人口在与这些产业工人移民人口，不断碰撞融合。
建国前后，本地小农是有地有产的家庭，工人们没有福利，只能逃荒做苦力，进工厂赚俩小钱，前者鄙视后者；建国后制度逐渐完善，工人成了特权阶层，工农业剪刀差之下，农民又羡慕工人；后来工人的孩子太多，口粮成了问题，显得不愁吃还能依靠城市做副业的城郊农民更富足，又开始羡慕农民；改开后八十年代，国企曾经拿到外贸订单，开动机器给国家创汇，工人又成了明显高收入群体；随着市场经济逐渐完善，外来投资增多，本地国企逐渐被沿海产能挤压而没落，商业兴起后，城中村靠租房、拆迁又富起来，国企工人又成了挣一点点死工资的没落群体……西安其实就是这两个主体人群构成的新城市，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宠儿，市场经济时代的迷茫者。
1990年，西安全市总人口617.95万人，非农业人口308.77万人，城镇人口比例49.9%；2000年末，总人口741.14万人，城镇人口比例60.7%；2010年总人口847.41万人，城镇人口比例68.9 %；2020年，总人口1296万人，城镇人口比例79.1%。
年末常驻人口，数据来源《西安统计年鉴2021》，西安统计局
西安的城镇人口持续到00年代都是全国前十，10年代也没有跌出前15。即使2020年的七普数据，包含西安城曾经的附郭县长安区，以及各开发区与西咸新区的西安行政区划部分，不含其他远郊县区，一共是930万人，这个规模仍然可以重新排进全国前10。
现在市场经济，西安虽然滞后但也在发展，新一轮城市化过程中又开始同时吸关中与关中周边人口，转化为市场经济的非体制工人。这个过程中，关中方言群体和普通话群体又是一同在增长。
从00年代开始，还有一个新的人口形势是因为大学扩招。2022年，拥有大学文化(大专及以上)程度人口为401.53万人，占人口比重30.99%。与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生由22005人升至30999人。
西安有60多所高校，大学生们当然希望能够留在自己求学的城市，但西安显然无法提供这么多高端就业岗位。这部分群体在互联网上基本就是看到西安话题就很关注，你说他是西安人，他缺点归属感，你说让他对西安漠不关心，他又利益攸关，非常关心。上网发声的人群中，批评西安的主要是这个群体，点赞西安的也是这个群体，在情感与现实之下有一定的矛盾性。
在中国人口前十的城市中，除了改革开放后的移民城市深圳外，只有西安是远不应该在前十中的城市。时间尺度拉到一两千年，西安更像个破落户；只看近100年，与深圳一样，都是个暴发户。
这是一座近代意义上，原本的商业基础已经夭折，由工农阶层重构的省会级城市，所以它的民营企业，市场经济，营商环境，开放思维，在同级城市中都相对弱很多；老一辈的计划经济意识、轻商意识，铁饭碗意识，裙带关系意识，吃皇粮意识，官僚意识，重体制意识，都不是一般的强。毕竟，西安从民国到现在，是一座持续靠政策手段，计划经济，移民规划，用权力和指令重建起来的城市。
我出生在西安，长大在西安，但是与很多同学朋友一样，户口本上“籍贯”那一栏，大概率是五湖四海。我们家家谱往上数，先到河南，又到了山西。
但人总是要有精神归属有文化认同的，在此生长了四十多年，我已经坚信我是个赳赳老秦，有了陕西的脾气、陕西的胃口、西安的媳妇、西安的娃。如今陕西话也在不断地受到影响，很多曾经听到过的土话现在几乎都听不到了，甚至可以说，如今很多人说的陕西话，更类似于一个普通话的变音变调。在各平台上，但凡遇到讲陕西土话的，无论东府、西府的，都收藏下来，听的时候乐得不行。有时候被媳妇嘲讽，你个外地人，咋喜欢听此地话。她家没家谱，还没法回击了。
在网上，历朝历代的官话，也就是官方钦定的“普通话”，有很多争论，但基本上落在这四个上：关中话、洛阳话、粤语和河北话（普通话）。
近代元明清至今，定都北京，这几个朝代官话是河北话这个最没有争议；而高晓松《晓说》节目里，说官话是粤语，后疫情时代公知的底裤都被揭了，大家就当图一乐呵；商代定都河南这个没啥争的；现在争议最大的就是周、秦、汉、唐，河南人非要抢了去。
这个最终的定论也是学者的事。我只用质朴的思考方式，我们家祖上都是外地人，我们家这一辈都是陕西人，男的都爱泡馍，女的都爱凉皮；那个祖宅十年八年去一次，还都是去办事；周围都没有“乡音”的环境，和老家的亲人们说话，十句有八句听不太懂。
周灭商前，周部落的首领率领族人迁移到岐山，灭商后，迁到镐，就在西安西。除了周朝的官话是关中话外，还有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意义。孔子说过，不学诗，无以言。他说的诗就是《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都是周诗，时间大约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叶。《诗经》分为风、雅、颂三类，共305篇。郑樵说，“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风，就是各地民间的诗歌；雅，是朝廷的诗歌；颂，是祭神祭祖的诗歌。
“雅”是秦地的乐调，周秦同地，这地方的乐调，被称为中原正音。“雅”字《说文》作“鸦”，鸦和乌同声，乌乌是秦调的特殊声音，所以称周首都的乐调为雅，也就是《左转》说的“天子之乐曰雅”。（摘自《诗经译注》，程俊英）
诗经里的雅，都是应该用关中话来读的。当然，这是上古汉语，与现代发音不同，但是陕西话说第二接近，没有其他方言敢说第一吧。
争论雅言的发音，都是推测，毕竟那时候没有录音机。我觉得最可惜的是，关中话里的很多的“土话”其实很文雅，而其本意都被我们遗失掉了。下面列举二三：
蓍（shǐ）龟，是推测、揣摩的意思。
“蓍”和“龟”在古代都是占卜用具。也都是神圣之物，蓍指蓍草，龟指龟甲。蓍草又细又长，占卜时拿在手中，几经排列组合，最后得出凶吉结果。用龟甲占卜，是用火烤之后，看龟（jūn）裂程度和裂纹走向，判断凶吉，预知未来。如下图04年岐山周公庙遗址出土的甲骨文（现存于陕西考古博物馆），大多是卜辞，也就是当时的占卜记录。
《易经·系辞上》中有，“探颐索引，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意思是探索天地奥秘，掌控吉凶大事，最大的事情，莫过于蓍龟占卜。
说谁能蓍龟，在上古那可是巫师神婆才能做的事情，受人尊敬爱戴。
例句，张三能蓍龟得很，几年时间，把小麦产量从800斤提高到5000斤。
蒇（chǎn）活，完备、周祥、妥帖的意思。
《左传》中：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蒇陈事。意思是十四年七月，君王上朝，解决了陈国的事务。
例句，你看人家张三，屋里房盖了，儿媳妇娶了，孙子都得下了，女子也打发（出嫁）了，地里收成又好，恁日子过得，蒇活的很！
莳（shǐ）弄，说假话或者故意调理人的行为叫“莳弄”。
莳花弄草，是根植于国人身处的雅致。“莳花”一词，出自《雎阳尚书袁氏家谱》“大司马袁可立建园于城之东南隅，栽种莳花，筑台凿池，为郡城胜览，呼宾客歌饮其中。”莳花弄草，是一种悠然的雅兴，为作闲情，亦是雅趣。莳花弄草意，悠悠吾心中，你若心静，世间万物便识得幽人意，皆具灵性。
例句，张三骂道：“你莳弄人哩目！把我急得去，人家就没……”
馹（rī）犮（bā）偛（chuā），爱扎势，无能，没本事的人叫“馹犮偛”。
馹，古代驿站用来送信的车。
犮，原意是指狗，这里形容狗拉车奔跑的样子。
偛，小人貌。
结合起来意思是，驿站的专用车辆，没用好马而用狗拉上，没有官员而座驾，车让小人趾高气扬的吆喝上。
例句，张三是个馹犮偛！光谝的美，不办正事。
大唐不夜城的人山人海，与《山河诗长安》节目获得空前成功，是因为其再现了盛世长安的恢宏景象，而定都长安的汉唐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巅的辉煌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化、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对周边乃至全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汉唐盛世的追捧及国学热，官方与媒体的参与固然起作用，而来自民间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和需求扮演了主要的推动力量。这个反应了人民群众在建设精神家园方面对本土的传统资源的热切渴求。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道德秩序和个人安身立命的问题日益突出起来。安身立命则归结到心灵精神的安顿，从而心灵的需求比以往更加突出；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与人关系的新变化，也使得青年一代在寻找人际关系处理方法等方面把目光转向古老文明的人学智慧。
几千年来以人为本的传统文化，在“心灵的滋养，情感的慰藉，精神的提升，以及增益人文教养”方面，为当代中国人提供了主要的精神资源。
这提示着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了民族自尊与自信的高扬，开启了民族文化的自觉。文化自觉就是认识自己文化的发生、成长、发展的历史，认识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存在价值和普遍意义，把个人连接、融入到这一历史文化长河中建立文化认同。
原因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快速和成功的发展所引致国民文化心理的改变。从历史上看，后现代化国家处在现代化工程初期时，多采取启蒙式的文化动员，批判传统，引进西方文化；在现代化受挫期，更容易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当现代化进程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经济发展取得成功后，国民的文化自信便会逐渐恢复，文化认同也随之增强。国学热、追捧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化成功发展的表象，是有其必然性的。